注重阅读仪式感 网红书店胜出实属必然注重阅读仪式感 网红书店胜出实属必然

注重阅读仪式感 网红书店胜出实属必然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阅读和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在被前所未有地重塑。网红书店更有利于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能真正给社会创造更多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空间,同时也为实体书店赢得生存空间。”  在电子阅读的冲击下,实体书店的生意日渐冷清。但近两年来,一批“高颜值”书店如Pageone、钟书阁、诗空间等却逆势而行,将看书与休闲相结合,掳获了一众文艺青年的心,并且凭借独特的设计风格成为网红打卡之处。  随着大众阅读习惯的改变以及网络书店的冲击,实体书店走向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早在2016年,全国工商联书业商会的调查数据就显示,全国有近五成的实体书店倒闭,总数达1万多家。在这一背景下,一批“高颜值”网红书店的逆袭,不啻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不过,随之而来的也是争议。有人认为,网红书店的“形式大于内容”,存在过度商业化的嫌疑。而一些年轻人到网红书店也未必是买书,而更多是拍照留念。  以上争议,从传统的视角来看,并不太让人意外。但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一方面,网红书店只要不是喧宾夺主,为了确保书店能够有起码的盈利空间,开展一些复合型经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不应该被苛责。毕竟,对书店而言,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一些书店出售周边文创产品,定期组织线下读书沙龙、专家学者讲坛,抑或是像日本一些书店那样举行亲子阅读活动等,让书店从单纯的卖书变成一种以读书为纽带的线下社交场所,这其实是一种对书店功能的延伸和拓展,一定程度上也是在重新定义“阅读”,这是过去的书店所不具有的。  事实上,在讲究吸引力和体验感的时代,一家书店人气的多寡,除了书籍本身的质量,也与阅读氛围的营造有关,而这也是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城最大的区别之一。应该看到,尽管实体书店不再景气,但是纸质书的销量依旧在增长,且国民综合阅读率也在继续上升。二者竞争“顾客”,靠价格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把阅读体验感和仪式感做到极致,才是正确的方向。  当然,网红书店仅有颜值是不够的。但凡成功的网红书店,它们在书籍选择、摆放以及其他服务上,都有自己的窍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专业性。如在日本,就有专门的书店“选书师”,他们的工作就是结合书店环境选择书籍并进行摆放,并根据读者的阅读喜好,以最快的速度推荐读物,还能为读者一对一地制定阅读计划。  实体书店最红火的年代,恰恰也是信息相对匮乏的年代,人们接收的信息大多都来自书本。而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阅读和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在被前所未有地重塑,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书店也必须保持“传统”的味道,还停留在记忆中的样子。作为书店生态多元化的一种体现,网红书店更有利于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也唯有此才能真正给社会创造更多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空间,同时也为实体书店赢得生存空间。  实体书店的生存,单靠情怀是不行的。书店也需要一些特殊的魅力去吸引人。在这个意义上,个性化的网红书店,不是太多,而恰恰是太少了。(朱昌俊)

巴西主帅:被郭艾伦撕破防线 下场不要再发生冲突巴西主帅:被郭艾伦撕破防线 下场不要再发生冲突

巴西主帅:被郭艾伦撕破防线 下场不要再发生冲突
原标题:巴西主帅:被郭艾伦撕破防线 下场不要再发生冲突 北京时间8月23日,男篮热身赛广州站,中国男篮以84-90负于巴西男篮。赛后,巴西主帅表示,下一场比赛不能再出现冲突的情况。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们打得很艰苦,”巴西主教练点评比赛说,“因为交通的原因,我们到的比较晚,但最终拿下这场比赛,我们觉得很高兴。尽管我们有五名现役或者曾经打过NBA的球员,但遇到中国队显得比较困难辛。” 上半场郭艾伦就拿下20分,巴西主教练也提到了他的表现。“第一节我们打得非常不好,我们让中国队后卫撕破了我们的防线。下半场我们找回了手感,尤其是巴博萨后面接连命中了好几个三分球,让我们的球队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一次防守中,郭艾伦将投三分的胡尔塔斯碰倒,但是裁判并没吹罚,起身的胡尔塔斯直接推到郭艾伦。对此,巴西主帅表示:“这场比赛中也发生了冲突,我赛后也告诫了球员,下场比赛不要再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

德比一球定乾坤,忆欧文在老特拉福德的日子德比一球定乾坤,忆欧文在老特拉福德的日子

德比一球定乾坤,忆欧文在老特拉福德的日子
迈克尔-欧文是一位绿茵奇才,而他阳光的外形和与世无争的性格也让他赢得了多家俱乐部球迷的爱戴。甚至是在职业生涯末期短暂效力老特拉福德,也并非毫无可圈可点之处。行星足球为您回忆欧文在曼联短暂效力期间的亮点…英格兰射手在曼联的时光难言辉煌,尽管打进了17粒进球,但其中只有5粒是在英超斩获,然而十年前的一场比赛,一个进球却长久地留在了红魔球迷心中。2009年9月,曼市德比,红魔和蓝月亮各积12分。在新老板治下,曼城度过了一个挥金如土的夏季,攻击线上买入一众好手,2500万镑签下的阿德巴约在开季4场比赛中均有进球。而反观曼联的夏窗,则有些相形见绌,欧文、瓦伦西亚、奥贝坦和马姆-迪乌夫,离队的则是特维斯和C罗。.纸面上看来,曼城应该可以掀翻他们的邻居。即便是阿德巴此前比赛脚踩范佩西而遭到停赛,这应该也问题不大。然而那是梦剧场的年代,红魔从不轻易言败,他们斗志昂扬,不到最后绝不放弃。曼联3次领先,而曼城3次追平,贝拉米的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在比赛最后阶段扳平比分,眼看比赛就将以平局结束。然而,那是2009年的曼联队,那是拥有着弗格森时间的曼联,不到最后一秒,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伤停补时已经结束,主裁马丁-阿特金森给了曼联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阿莱克斯-弗格森爵士似乎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用对关键人选,尽管这个人选可能会让旁观者不明就里。特别是在弗爵执教生涯的最后阶段,他每每点睛之笔般的用人总能起到奇效,让红魔可以凭借并不豪华的阵容摧城拔寨。从马切达面对维拉的神奇一击,到拉斐尔-奥谢-吉布森-法比奥的中场组合在2011年足总杯中淘汰阿森纳…在这种情况下,欧文上场替下潇洒哥贝尔巴托夫似乎预示着将有大事发生,当时的比分是2比2,而保加利亚人是彼时曼联的最贵引援,欧文则是从降级的纽卡淘宝而来。曼城四名后卫齐聚中路,欧文得以从左边路闪电插上。赖特-菲利普斯发现了危险,但为时已晚,欧文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机会,右脚外脚背弹射破门,打入了绝杀。其他人也许可以在整个赛季的维度上做出更多,但在那一瞬间,你很难想出比欧文更加适合出现在那里的人。“当他们制造很多声响时你做不了什么,但你可以,就像我们今天展示的,继续你的生活,把电视机打开,再调高一些音量,”赛后的弗格森如是说,“从球员的角度,他们展示了自己的比赛能力,那是对一切最好的回应。”欧文当赛季收获9粒进球,其中在欧冠3比1击败狼堡的比赛中上演了帽子戏法。当场比赛曼联防线大变脸,埃弗拉,卡里克和弗莱彻担任三后卫,一位前场经验老道的快马正是红魔反击时的利器。尽管欧文的前两粒进球都要拜对手防线松散所赐,但第三粒进球展现了曾经金童的招牌动作,中场拿球衔枚疾进,切入中路冷静破门。尽管巴尔扎利拼命回追,奈何欧文老当益壮,而挑射门将贝纳格里奥则让我们看到了当年那个呼风唤雨的追风少年。欧文永远无法成为红魔球迷心中的传奇英雄,在老特拉福德96分钟绝杀曼城也无法保证这样的地位。假如当时曼联以1分优势力压对手拿下冠军,结局可能不同,然而这也只是假设。联赛杯决赛帮助红魔捧杯的一粒进球同样只是锦上添花。在老特拉福德的时光短暂却不乏精彩,尽管算不上孤胆英雄,但欧文留下了璀璨一页。(杨枪枪)

美若在欧部署新型导弹 普京视为威胁美若在欧部署新型导弹 普京视为威胁

美若在欧部署新型导弹 普京视为威胁
新华社电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回应美国试射新型巡航导弹,认为美国有能力在欧洲部署这一违反《中导条约》的武器,那样将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普京21日访问芬兰,与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会晤后接受媒体采访,指认美国试射中程陆基导弹违反《中导条约》,导致欧洲安全局势紧张。他说,美国在《中导条约》正式失效仅仅十几天后试射新型导弹,让俄方有理由推断研发新型导弹在美方寻找退出条约的借口前已开始。美国军方18日从加利福尼亚州试射一枚携带常规弹头的陆基巡航导弹,击中超过500公里外的目标。美联社报道,试射物是美国海军现役“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改型,属于《中导条约》所禁止的武器。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导弹使用MK—41型垂直发射装置。俄方指认,美国驻罗马尼亚军事基地已经部署同类设备,证明这一装置不仅可以发射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的拦截弹,也可以发射巡航导弹。五角大楼否认这一说法。普京21日说,美国可能会使用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发射新型巡航导弹,只需要修改程序即可。在他看来,美方甚至不会就部署新型导弹知会欧洲伙伴。“这势必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回应。”《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由美国和苏联领导人1987年签署,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发射装置。这一条约在美国退出后于8月2日失效。路透社报道,美方说没有打算马上在欧洲部署新型陆基导弹。

中英联手攻关悬浮石墨烯传感芯片中英联手攻关悬浮石墨烯传感芯片

中英联手攻关悬浮石墨烯传感芯片
悬浮石墨烯传感芯片。图片来源:东旭光电提供  由于具有高导电性、高导热性、高强度和独特的二维结构,石墨烯成为新材料研发的热点。8月21日,东旭光电副总裁、石墨烯事业部总裁冯蔚东博士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石墨烯发源地、全球石墨烯科研中心的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将与东旭光电等合作,致力于悬浮石墨烯传感芯片产品的研发和商业化应用推广。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说,悬浮石墨烯传感器技术应用无论在学术界还在产业界均属首例。双方合作有望带来开启全球石墨烯产业化应用面向全新时代的标志性产品。  石墨烯高端应用在全球呈快速发展趋势。美国、欧盟、日本等80多个国家皆将石墨烯材料发展提高到战略高度,欧洲石墨烯旗舰计划、韩国国家石墨烯计划、新加坡国家石墨烯研究院等相继实施和落地。我国作为全球石墨烯产业化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已在涂料、采暖器和电热膜等工业领域实现了石墨烯应用零的突破。  CVD(化学气相沉积)法生产石墨烯是将碳原子沉积在特定基体上的一种生产单层石墨烯方法,但其具有转移步骤成本高,导电率低的缺点。硅晶圆悬浮石墨烯技术是通过传统半导体工艺,形成上表面为单层石墨烯薄膜的悬浮腔体阵列,最终形成硅晶圆表面的悬浮石墨烯阵列。  冯蔚东说,悬浮石墨烯传感芯片技术为CVD石墨烯薄膜“分布”创造了独特的解决办法,使石墨烯能更好发挥其电学和力学性能。悬浮石墨烯传感芯片技术在力学、温度、湿度检测以及传感等领域将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石墨烯产业产品布局已悄然变化。在2019年WMC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石墨烯5G调制器、石墨烯宽带成像设备等系列高端石墨烯应用悉数亮相,这些应用也意味着石墨烯从“工业味精”到“工业主角”、从辅材到主材的转变,逐步成为不可替代的“超级材料”。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说:“石墨烯在光电领域的应用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曼大与东旭光电的合作模式令人振奋,这将催生大量潜在应用场景。”

儿科医生的夜班12小时:医生很忙,儿科很“荒”儿科医生的夜班12小时:医生很忙,儿科很“荒”

儿科医生的夜班12小时:医生很忙,儿科很“荒”
【社会37度】  编者按:这里的文字没有浮华,没有空谈,没有“标题党”。信息轰炸的网络时代,我们只希望安静记录身边的故事,关注冷暖人生,带你触摸社会的体温。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8月23日电 题:儿科医生的夜班12小时:医生很忙,儿科很“荒”  作者:冷昊阳  “宁看十男,不看一妇,宁看十妇,不看一儿。”在医疗圈,这句俗语经常被儿科医生拿出来调侃自己。  近年来,“儿科医生荒”经常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医生马不停蹄,家长大排长龙,已成为不少儿科门诊的常态。  近日,记者走访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记录了一位夜班急诊医生的12小时。8月8日晚,儿研所急诊室内,不少患儿及家长正在候诊。冷昊阳 摄  后半夜的儿科急诊室:  凌晨一点患者仍大排长龙  对于一名已经工作了12年的急诊医生来讲,高强度的夜班急诊,早已成为生活中的常态。  凌晨1点,37岁的儿研所主治医师吕芳已经工作了5个多小时。她从前一晚7:50坐到这间诊室开始,已连续问诊了近30名患儿,甚至未曾起身去过洗手间。  “宝宝哪里不舒服呀?”面对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病情的孩子,吕芳接诊后,都会一一细致耐心地对孩子进行问诊、查体。摸摸孩子的肚子、用听诊器听一听心肺是否有异常、检查孩子咽部状况……  在事无巨细的检查之外,她还会关注到孩子身上的一些细节,和患儿亲近与沟通。  凌晨2:00,面对一个发烧的患儿,吕芳看到孩子手臂上有残留的水彩痕迹。“你今天是不是画画了呀?宝宝真棒,真有才,来张嘴给阿姨看看,啊——”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治医师吕芳。 冷昊阳 摄  一边是诊室里的通宵达旦,另一边则是候诊区里的大排长龙。后半夜1点多的儿研所急诊大厅里,仍然人头攒动,候诊区的椅上坐满了从全国各地带孩子来看病的家长,机器的叫号声、孩子哭闹声、家长哄娃声此起彼伏。  当晚,和吕芳一起出夜班急诊的还有5名医生,面对两三百个夜间急诊患儿,吕芳和她的同事们一刻不敢停歇。不过,即便这样,诊室外焦急等待的家长们,依然不时抱怨:医生太少,叫号太慢。  近年来,“儿科医生荒”时不时就能成为舆论讨论的话题,供需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缺口,投射到医院,就是每一名儿科医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吕芳在诊室内为患者看病。冷昊阳 摄  高强度的儿科医生:  一晚最多要看百名患儿  这样高强度的夜班,吕芳每4天就要经历一次。  在吕芳的电脑屏幕上,可以随时看到候诊患者的数量。随着时间逐渐走向黑夜,屏幕上的数字也在不断增加,在22:15时,电脑屏幕上的数字为33,而到了后半夜1:30,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47。  凌晨4:42,在吕芳的电脑显示器上,等待患者的数量终于来到了“0”,她也终于可以舒一口气,起身去了接了一杯水,去了一次洗手间。这是她连续工作近9小时后,第2次起身离开诊室。  不过,休息只持续了20分钟,到了凌晨5点刚过,急诊大厅的广播里又想起叫号声。窗外的天空已经透亮,夜班的吕芳重新投入工作,急诊大厅陆续迎来早上来看病的孩子。吕芳为患者进行检查。 冷昊阳 摄  清晨8:00,医院新一天的门诊已经开始,吕芳看完了她这个夜班最后一个号。整理好桌上的病历,和白班医生做了工作交接,吕芳的这个夜班算是正式结束。  从晚上7点50分接班,到第二天早晨7点50交班,12个小时的夜班急诊,儿研所的4个急诊诊室共接诊283名患儿,吕芳一共接诊了56个孩子,平均12分钟左右就要接待一名。  吕芳解释,这样的工作强度相对来说已经算轻松。  “现在还只是儿科疾病的淡季,在冬天流感高发期,一个急诊医生一晚甚至要看超过100个患者。我们辛苦点,也是想让孩子少受罪,让门外的家长少着急。”吕芳说。吕芳为患儿听诊。冷昊阳 摄  医者自述:  工作与生活要如何平衡?  常年在医院和孩子们打交道的吕芳,回到家后也有自己的两个孩子要照顾。由于儿科医生的职业特点,工作压力大、与家人聚少离多总是不可避免。  吕芳的儿子今年6岁,女儿今年才2岁。而孩子们的爸爸,也是一名急诊医生。这晚,当吕芳值夜班的同时,孩子们的爸爸也正在另一家医院出夜班急诊。而每当夫妻同时出诊,吕芳的两个孩子只能交给两方老人轮流照顾。  “上有老下有小,而自己工作的特殊性,一方面觉得对不起孩子,没有时间多陪伴他们,另一方面也觉得对不起父母,让他们平添奔波。”吕芳说,每一个有医生的家庭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面对医院里这么多孩子,也唯有坚持。吕芳在工作中。冷昊阳 摄  12年前,吕芳从医学专业毕业后就来到儿研所工作,执业这么多年,吕芳不愿意多提自己在工作与家庭之间严重“失衡”。在她看来,这是每个医生家庭的常态,更何况自己的家庭里有两个急诊医生。  对于夜班,吕芳觉得给自己更大挑战的是生物钟的调整,以及夜班里的身体困倦与精力专注之间的抗衡。  上夜班之前,吕芳总是要在家中好好睡一觉,但毕竟,白天还有家事要处理,有孩子要照顾,睡觉很难睡踏实。而不管夜班前睡了多久,到了后半夜还是会犯困,尤其是早上五六点钟,在历经一夜的工作后,她甚至同样的问题都要问上几遍,不断向孩子和家长确认。吕芳在写病历。冷昊阳 摄  儿科的尴尬:  医生短缺 急诊不“急”  医生时刻马不停蹄,患者依然排着大队,在很多医院的儿科门诊,这样的场景几乎就是常态。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儿科医生达到了15.4万名,每千人口的儿科医生数量为0.63名。而在2015年,全国则只有12万儿科医生,每千人口的儿科医生不到0.5名。  三年的时间,中国儿科医生供需矛盾虽正在缓解,但这一比例相比发达国家的水平依然差距较大。  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妇幼司司长秦耕曾在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国家正从学历教育、全科医生培养、住院医师的培训、转岗培训等多方面充实儿科医生队伍建设,2020年的目标是每千人口的儿科医生达到0.69,通过多个渠道是有能力达到这个目标的。凌晨5点过,天已大亮,儿科急诊室里仍有不少患儿等待就诊。冷昊阳 摄  另一个现实存在于中国儿科诊室的问题,则是儿科急诊的定位偏差。  在一些儿科专家看来,虽然都叫急诊,但儿科急诊和成人急诊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儿科急诊除了担负和成人急诊一样的抢救等功能外,在普通门诊夜间关闭时,急诊仍承担门诊的职能。  这样的设置也直接导致了夜间患者数量的居高不下,纵使有些患者的情况完全不能称之为“急”。正如记者所见,在儿研所推行分级诊疗后,吕芳12小时的夜班,所需输液的患者也仅有区区一二例,其所接的患者,绝大部分都是4级患者,即病情最轻的一级。  “其实我们接诊的很多病例,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急诊的范畴。”吕芳介绍,往往孩子出现发烧、头痛、过敏等症状,家长都会很紧张,从而不分时间地选择急诊。“谁家的孩子不是掌上明珠呢?我也是家长,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吕芳说。  不过,她也建议,如果孩子只是发烧,精神状态还比较好,并没有必要折腾全家人大半夜来看急诊。与其选择大半夜跑到医院,增加交叉感染的机率,还不如选择在白天看门诊,这样检查更方便、值班医生更多,科室更全面,看病的效率也会更高。

中方回应加拿大总理涉华言论:有理不在声高,公道自在人心中方回应加拿大总理涉华言论:有理不在声高,公道自在人心

中方回应加拿大总理涉华言论:有理不在声高,公道自在人心
中新网北京8月22日电 针对加拿大总理涉华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前中加关系遭遇了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加方,中方敦促加方反省错误,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关切。  有记者提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近期宣称,他的政府在面对中国时将不会退缩,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当前中加关系遭遇了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加方。加方很清楚当前中加关系的症结,有理不在声高,公道自在人心。中方敦促加方反省错误,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关切,立即释放孟晚舟平安回国。  “中方也注意到,加方近来在涉港问题上频频发声,有一系列错误的言论。”耿爽说,“我这里要再次指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干预,加方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力来妄议香港事务,中方希望加方能够遵循基本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在香港事务上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内政。”

资管圈炸了!客户买基金巨亏57万 代销银行被判全赔还另付利息资管圈炸了!客户买基金巨亏57万 代销银行被判全赔还另付利息

资管圈炸了!客户买基金巨亏57万 代销银行被判全赔还另付利息
资管圈“炸了”!客户近百万买基金巨亏57万,代销银行被判全赔,还另付利息!销售机构做错了啥?  一般来说,基民们买基金,除非遇到极端情况,一般都是盈亏自负。  然而,今年8月北京高院的一份民事裁判书,却让资管圈炸了锅!  有个基民,2015年A股最高点的时候,在建行北京恩济支行买了一款股票型基金,后果如何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下子亏了60%,亏损的金额57万多,基民于是把建行这家支行告到法庭。  你猜猜最后怎么着,从一审法院都判了银行赔偿这个基民所有损失,建行不服。于是二审,还是维持原判,建行再三不服,去到北京高院,最后驳回再审申请。不服都不行了。  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基民有什么秘诀?裁判文书揭秘了一切。  牛市最高点近100万买股票型基金  亏了57万,找代销银行赔钱  据一审裁判文书,北京海淀区王女士称,自2010年以来一直通过建行恩济支行购买其发行的理财产品。由于王女士收入不高,风险承受能力较低,故一直明确要求只购买保本型且为建行恩济支行发行的理财产品。  2015年6月2日建行理财经理主动向王翔推销一款产品,并要求王翔到建行恩济支行营业厅办理。  王翔称,出于对建行恩济支行的信任,按照指示购买了价值96.6万元的理财产品。  据裁判文书,王女士买的是深圳某家基金公司旗下的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在整个操作购买的过程中,建行恩济支行的工作人员均未向王翔告知及解释该理财产品系股票型基金,且为第三方发行的产品,亦未进行相关的风险评估和合同签订等事项。  2016年初,由于王翔需要用款,要求赎回购买的理财产品,建行恩济支行告知已亏损30余万元,此时王翔才知悉其购买的理财产品系第三方发行的高风险产品。  其后王翔与建行恩济支行多次沟通意欲赎回,但建行恩济支行要求王翔继续持有该产品有回本可能。此后王翔又多次向建行恩济支行及其上级单位投诉,始终未予解决。  截止2018年3月28日赎回,该产品已亏损576481.95元。  王女士认为,是银行违反规定,在明知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情况下,欺骗她买第三方发行的高风险理财产品,并由此导致王翔的巨大损失。  最后王女士请求法院建行恩济支行赔偿亏损576481.95元,另外,所投本金(96.6万元)自购买涉案理财产品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买了基金亏了钱,要代销银行赔钱,基金君在圈内还没遇到这样的事情,估计建行也是懵了。  建行当然不肯赔这笔钱。  恩济支行辩解称,自己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恩济支行和王翔之间根本不存在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另外,财产亏损是王翔自行申购、持有、赎回基金导致的,恩济支行仅是提供了购买产品的相关服务,与王翔的财产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基金及理财产品的发行方是资金的实际使用方,建行恩济支行没有占有和使用王翔的资金,因此王翔主张利息损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恩济支行还使出了一招杀手锏,那就是如果买基金亏钱要我赔,那么如果赚钱了呢?原话是这样的:王翔多次购买基金和理财产品,仅就其亏损的基金归责于恩济支行,但是将其他基金和理财产品的盈利归于自己,明显不符合事实。  双方唇枪舌剑  究竟谁的错?法院这样说  在银行买基金亏了钱?究竟是王女士的错,还是银行的错?这一场官司,从一审打到了二审,从裁判文书上的内容来看,这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这一次的判决中的说理分析,值得投资者以及资管圈各类机构仔细学习,引以为鉴。  第一、银行有没有履行适当推介义务?  一审中,建行恩济支行对王翔做了风险评估,其中显示,王女士填写的问卷中,选项分别是  “大部分投资于存款、国债等,较少投资于股票基金等风险产品”、“保守投资,不希望本金损失,愿意承担一定幅度的收益波动”、“资产稳健增长”、“本金10%以内的损失”会出现明显焦虑。最后,建行恩济支行确定王翔的风险评估结果为稳健型。  填写前述问卷的同时,王翔在《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投资人风险提示确认书》上签字。  王翔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部分代销机构将该基金的风险等级确定为“中风险”缺乏客观性,且与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载明的风险情况不符,该基金的风险等级已经超出了王翔风险评估结果“稳健性”的风险承受能力,建行恩济支行属于不当推介。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建行恩济支行向王翔主动推介了“风险较大”的“经评估不适宜购买”的理财产品。涉诉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载明“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不保证最低收益”、该基金为“较高风险”品种,该基金的上述特点与王翔在风险评估问卷中表明的投资目的、投资态度等风险偏好明显不符,应属于不适宜王翔购买的理财产品。  第二、基金产品风险如何认定?  诉讼中,建行恩济支行称上述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部分代销机构将该基金的风险等级确定为“中风险”,与王翔的风险评估结果“稳健型”相匹配;  本院认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基金代销机构均与该基金存在一定程度的利害关系,其对该基金的风险评级缺乏客观性,且该风险评级结果与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揭示的基金为“较高风险”品种的内容不一致,故本院对建行恩济支行的前述主张不予采信。  第三、银行是否充分告知义务?  投资者是不是在《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投资人风险提示确认书》上签了字,银行就能高枕无忧?并不是。最好还得出示和提供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恩济支行称,王翔购买涉诉基金时,工作人员已向其介绍了该基金的相关情况并进行了风险提示,《须知》、《确认书》等单据也由王翔本人签字确认。《须知》对“什么是基金”等均有详细的描述,尤其在“基金投资风险提示”中以黑体字提示了投资风险,在《确认书》中,王翔也亲笔书写了其已知晓风险并自愿承担损失的内容。根据上述,应当认定建行恩济支行已经充分履行了风险提示义务。  法院认为,本案中,在王翔购买涉诉基金过程中,建行恩济支行未向王翔出示和提供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应认定建行恩济支行具有侵权过错。  另外,王翔购买涉诉基金时在《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投资人风险提示确认书》上签字,但上述须知和确认书的内容系通用的一般性条款,未有关于王翔本次购买的基金的具体说明和相关内容,故王翔的上述签字行为并不能免除建行恩济支行就涉诉基金的具体相关情况向王翔做出说明的义务,亦不能因此而减轻建行恩济支行未向王翔说明涉诉基金具体相关情况的过错。  诉讼中,王翔和建行恩济支行均确认,在王翔购买前述基金时,建行恩济支行未向王翔出示和提供基金合同及基金招募说明书。  王翔称建行恩济支行未向其说明基金合同及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情况。  建行恩济支行则称其向王翔说明了基金合同及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情况,但建行恩济支行没有提供证据。  第四、投资者有金融专业知识,就等于有更丰富的投资经验?  二审中,恩济支行称,王翔作为金融案件审判领域的专家,有高于社会普通人的金融投资专业知识,具有相对丰富的投资经验,且自2011年起多次在建行恩济支行购买基金产品,存在主动要求购买涉诉基金的现实可能。  王女士对此则反击称,建行恩济支行混淆了法律专业知识与证券投资专业知识的界限,王翔作为金融审判人员,也许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对法律风险有较高认识,但并不代表其对证券投资具有高于常人的认知。  第五、银监会没认定银行存在不当行为,能否作为依据?  二审中,建行恩济支行还提交了一组证据,2017年2月,银监会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置结果登记表,证明:针对王翔投诉的情况,北京市银监会并未认定建行恩济支行存在任何不当行为,也没有作出任何处置。  但法院没有采纳。首先,建行恩济支行提交的上述证据未能体现北京市银监会的调查过程,其次,调查结果中载明的结论亦不明确,无法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第六、这算不算刚性兑付?  二审中,建行恩济支行称,一审法院认定建行恩济支行应对王翔购买基金所产生的损失予以赔偿,事实上是要求金融机构对于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损失予以刚性兑付,显然与2017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关于打破金融机构刚性兑付指导意见相悖。  对此,王女士也给出强力回应,她称,建行恩济支行在于其严重违反了法定义务,从而导致了投资者损失,这和刚性兑付毫不相关,如果建行恩济支行严格遵循了审慎原则,尽到其法定义务,则当然是投资者损失自负,谈不上刚性兑付。  第七、亏钱要赔,挣钱是不是也得分?  银行称,王翔曾于2015年4月9日在建行恩济支行购买一只中风险基金,王翔购买当时的风险评估同为稳健型,该基金王翔获利24.19万元,如果认定建行恩济支行与王翔之间系个人理财合同关系,则王翔购买该基金的收益应当计算在合同存续期间总收益内,应当作为不当得利返还给建行恩济支行。  不过,王翔称,之前投资收益有合法依据,谈不上不当得利返还。  第八、谁主动提出购买基金也是关键。  二审中,恩济支行称,仅凭王翔一方的说辞即认定基金系建行恩济支行主动向王翔推介,缺乏事实依据。  王翔辩称依照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机构与普通投资者发生纠纷的,经营机构应当提供相关资料,证明其履行了相应义务。  法院认为,建行恩济支行没有按照金融监管的要求由王翔书面确认是客户主动要求了解和购买产品并妥善保管相关记录。据此可以认定,建行恩济支行主动向王翔推介该基金,存在重大过错。  银行全赔  二审中,法院最后认定,王翔在评估问卷中明确表明了其投资态度是保守投资,不希望本金损失,其投资目的为资产稳健增长,并且在本金出现10%以内的损失时会出现明显焦虑。  根据基金招募说明书显示,建行恩济支行向王翔推介的涉诉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证券投资基金中较高风险、较高收益品种,该基金类型明显与王翔风险评估问卷的回答及评估结果不符。  建行恩济支行在明知王翔的投资目的、投资态度等风险偏好的情况下,推介其购买不适宜投资的较高风险的股票型基金,存在重大过错。  建行恩济支行在向王翔推介涉诉基金的过程中,违反了作为基金代销机构应当承担的适当性义务,建行恩济支行虽然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举有效证据证明王翔是在充分了解投资标的及其风险的基础上自主决定购买涉诉基金,存在明显不当推介行为和重大过错,故对于王翔基于购买涉诉基金遭受的损失,建行恩济支行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最后二审维持原判,也就是赔偿原告王翔损失576481.95元,除此之外,还得赔偿相应利息损失。  以本金96.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自2015年6月2日起计算至2018年3月28日止;以576481.9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自2018年3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审之后,建行恩济支行还是不服,向北京高院提出再审。  北京高院称,关于建行恩济支行主张王翔多次购买理财产品,有足够投资经验一节,王翔虽多次购买理财产品,但其之前购买理财产品的事实,并不能导致其对本案涉诉基金的相关风险等内容有所了解,并不能据此减轻或免除建行恩济支行未按金融监管的相关规定履行适当性推介义务及未向王翔出示和提供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而应承担的责任。两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相应证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驳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恩济支行的再审申请。  史上最严金融销售规定也要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就《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简称《会议纪要》)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共计6条。  核心内容包括: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过程中遭受损失的,可以请求金融产品的发行人、销售者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等等。  基金君此前有做过解读。  一、明确法律适用规则适当性义务为“先合同义务”  《会议纪要》指出,卖方机构对金融消费者负有适当性义务,该义务性质上属于《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先合同义务。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损失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在确定卖方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内容时,应当以《合同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等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主要依据。  相关部门在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对银行理财产品、保险投资产品、信托理财产品、券商集合理财计划、杠杆基金份额、期权及其他场外衍生品等高风险金融产品的推介、销售,以及为参与融资融券、新三板、创业板、科创板、期货等高风险投资活动提供服务作出的监管规定,与法律和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相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  顾依:本次《纪要》将“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明确定性为“先合同义务”,因此,卖方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时,应承担的责任性质为缔约过失责任。  秦政:解决了最重要的法律适用问题,实践中,对于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方面各地法院都有不同的做法,这次明确可以参照适用。  二、依法确定责任主体发行人、销售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会议纪要》指出,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过程中遭受损失的,金融消费者既可以请求金融产品的发行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金融产品的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还可以请求金融产品的发行人、销售者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发行人、销售者请求人民法院明确各自的责任份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发行人、销售者对金融消费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同时,明确发行人、销售者在实际承担了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责任方追偿其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  秦政:明确了发行人、销售方的责任追责依据和责任分担方式,让投资者的维权对象不再局限于发行人或者管理人。  顾依:《纪要》进一步明确了责任主体和责任承担方式,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给金融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金融消费者可以请求发行人或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还可同时请求发行人和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此举有利于进一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张庆:发行和销售机构承担连带责任,有助于提升经营行为的规范性,更有实际意义的是扩大了赔偿义务的主体,这样做有利于裁决的执行。  三、依法分配举证责任强化卖方机构的举证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纪要》提到,在案件审理中,金融消费者应当对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服务、遭受的损失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卖方机构对其是否履行了“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卖方机构不能提供其已经建立了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评估及相应管理制度、对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了测试、向金融消费者告知产品(或者服务)的收益和主要风险因素等相关证据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秦政:在举证责任方面,考虑到买卖双方举证能力的对比,强化了发行人的举证责任,将主要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发行人,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这一抽象的监管原则具体化,卖方需举证是否建立有完善的产品评估机制,对购买人风险认知是否客观评估以及告知是否全面等,让举证变得更有可操作性。  顾依:《纪要》进一步明确了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对卖方机构举证责任做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消费者只需简单证明自己购买产品/接受服务以及损害结果。而卖方机构则需要对其是否履行了“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张庆:正因为双方地位不平等,导致信息不对称,往往在纠纷发生后投资人维权困难,因此需要与时俱进,改善机械、教条地运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现状,动态分配举证责任,平衡双方的权利义务,实现实质公平。  四、告知说明义务的衡量标准综合能够理解的标准  《会议纪要》还提出,告知说明义务是适当性义务的核心,是金融消费者能够真正了解产品或者服务的投资风险和收益的关键,应当根据产品的风险和金融消费者的实际状况,综合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客观标准和金融消费者能够理解的主观标准来确定告知说明义务。  卖方机构仅以金融消费者手写了诸如“本人明确知悉可能存在本金损失风险”等内容主张其已经尽了告知说明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五、损失赔偿数额的确定  《会议纪要》指出,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损失的,应当以金融消费者为获取该金融产品服务而支付的金钱总额扣除已收回部分的剩余金额作为实际损失数额。  金融消费者提出赔偿其支付金钱总额的利息损失请求的,应当注意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1)如果金融产品的合同文本中载明了预期收益率的,可以将该预期收益率作为计算利息损失的标准;  (2)合同文本以浮动区间的方式对预期收益率进行约定的,金融消费者请求按照预期收益率的上限作为利息损失计算标准,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3)合同文本中虽然没有关于预期收益率的约定,但金融消费者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产品发行的广告宣传资料中载明了预期收益率的,应当将宣传资料作为合同文本的组成部分;  (4)合同文本及广告宣传资料中均未约定预期收益率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标准,确定损失赔偿的数额。  金融消费者因购买高风险权益类金融产品或者为参与高风险投资活动接受服务,以卖方机构存在欺诈行为为由,主张卖方机构应当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秦政: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方面,给出了清晰的认定,不仅仅只赔本金。  张庆:损失赔偿金额的认定是本次征求意见稿的亮点,具体可操作性强。特别是把广告宣传材料作为合同的补充把它认定为确定损失额的依据,无疑会规范机构的宣传。  六、提出免责事由消费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等  《会议纪要》还提出了,因金融消费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导致其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服务不适当的,卖方机构请求免除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该虚假信息的出具系卖方机构误导的除外。  卖方机构能够举证证明根据金融消费者的既往投资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事实,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金融消费者的自主决定的,对其关于应由金融消费者自负投资风险的诉讼理由,应当予以支持。  秦政:免责事由中明确了卖方可以根据投资者过往投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事实,来减轻自己的适当性审查义务,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表明卖方的适当性义务并非机械适用规定,而是从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科学分配买卖双方的责任,使责任的分配更加科学符合实际。

员工私自兼职,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员工私自兼职,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

员工私自兼职,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
颜某在某公司后勤部任职,签订有为期3年的全日制劳动合同,每日白天工作7小时,月薪3500元。为了多赚点钱补贴家用,颜某又托人找兼职工作。  得知自己租住的小区幼儿园有一份门房值夜班的工作,也就是平时俗称的“睡觉班”,颜某觉得这和自己在公司上班的时间不存在冲突,就接了下来。  半年后,公司知道了颜某兼职的事情,认为颜某晚上值班会影响休息,分散工作精力,于是发出一份书面通知,责令颜某在一周内辞去兼职工作,否则,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颜某认为自己是在正常休息时间做兼职,而且是“睡觉班”,根本没有影响白天公司的正常工作,就没有理睬公司的通知。  不料,在一周后,公司真的解除了与颜某的劳动合同。  颜某对公司作出辞退决定不服,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查清事实后,依法驳回了颜某的仲裁请求。  律师说法:  兼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在完成本职工作以外,在业余时间内,与其他单位建立类似的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2款第4项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影响,或经用人单位指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69条第2款规定:“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兼职主要适用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而对全日制劳动者的兼职则有严格限制。一般认为,全日制劳动者做兼职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是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文禁止。如《国家公务员法》禁止国家公务员进行兼职;《公司法》禁止担任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等高级经理人员兼任同类企业的职务。二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或者规章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禁止劳动者兼职。三是兼职没有侵犯原用人单位的利益,没有对完成本职工作造成影响。四是用人单位知悉后没有责令劳动者停止兼职。  换言之,如果法律或用人单位明确禁止兼职,那么,劳动者一旦出现兼职行为,用人单位即可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不得兼职,但劳动者的兼职行为影响了本职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劳动者的兼职行为没有对本职工作造成影响,但单位知悉后已经责令其停止兼职,而劳动者拒不改正我行我素的,用人单位也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颜某未经单位许可私自兼职,虽然“睡觉班”也许不会影响白天公司的正常工作,但问题是在公司向颜某书面提出限期改正的要求后,颜某执意不改。因此,公司在责令颜某改正期限届满后解除其劳动合同是合法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颜某的仲裁请求并无不当。(律师 潘家永)

共享充电宝5元1小时涨价了? 街电:极少数情况共享充电宝5元1小时涨价了? 街电:极少数情况

共享充电宝5元1小时涨价了? 街电:极少数情况
近日,一条共享充电宝每小时租金5元的消息引发关注。共享充电宝已经这么贵了吗?  街电方面对中证君表示:“个别媒体报道的5元/小时的情况在街电是极少数的,我们的占比不到0.01%,此类收费情况考虑商家特殊场合的实际运营成本,因此会与商家共同协商制定,是极个别的情况。”  中证君实地探访发现,街电、来电、小电等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租金标准不同,多为每小时1元至2元,每小时5元的标准仅是个别区域的个别点位。但相比去年,部分共享充电宝品牌租金收费标准从每小时1元涨至2元。  多品牌租金为每小时1元至2元  2017年上半年,共享充电宝冲上风口。红点中国、金沙江创投、红杉、腾讯、高瓴、顺为等资本方争相跑步进场。  当年5月,聚美优品创始人陈欧出资3亿元投资街电,拿下60%股权并出任董事长。“为街电代言”的陈欧,还与“网红”王思聪来了一场正面交锋。  两年过去,陈欧的街电又一次吸睛。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街电共享充电宝最高租金涨至每小时5元。  8月20日,中证君在北京西单某餐饮店看到街电的桌面式机柜充电宝。该处街电充电宝租金每小时2元,前5分钟免费,每24小时20元封顶。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8年11月20日,中证君在北京某区域看到,街电充电宝收费标准为每小时1元,前10分钟免费,每24小时10元封顶。  8月20日,中证君实地走访北京西单汉光百货时,在二层楼梯处摆放有来电的共享充电宝机柜。其收费标准为免费1小时,之后每小时1元,封顶为10元每天。中证君注意到,在半个小时内有两人借还充电宝。附近的工作人员称,每天在该处借还充电宝的人不少。  来电科技合伙人任牧对中证君表示,行业里存在一些高收费的点位,但是总的来看是个别现象,而且是在特殊的场景,可能该场景的消费偏高。平价点位仍然是行业普遍现象,每小时1元至2元的收费标准依然是行业主流。北京西单汉光百货的共享充电宝机柜北京西单汉光百货的共享充电宝机柜  由于手机电量紧张,中证君也曾多次使用共享充电宝。8月16日,中证君在深圳市华强北借了一个云充吧共享充电宝,使用时间7小时36分,花费16元。  8月17日,中证君在深圳某餐饮店借用一个街电共享充电宝,计费标准为每小时2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每24小时20元封顶。中证君使用49分钟,花费2元。  中证君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目前共享充电宝企业免费为商家安装机柜并且不收取任何押金,商家还可以获得租金分成。  北京某高校附近一家与小电合作的餐饮店老板表示,每天大约有十几个人使用店内的共享充电宝,每个月商家可以提现三四百元。该餐饮店与小电合作,采取四六分成的模式,商家可获得六成租金。餐饮店老板表示:“其实这些租金也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能够为客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用户规模增长 头部格局形成  因为应急使用共享充电宝的用户不少,原因也是五花八门。有网友表示:“我有次带了充电宝忘了带线,只好租一个了。”   Trustdata大数据发布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共享充电宝用户规模已达1.33亿人次。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共享充电宝用户规模将达到3.05亿人,2020年用户规模将增长至4.08亿;2019年增长率会逐渐回落至55.6%。  据Trustdata大数据发布的《2019年中国共享充电行业发展分析简报》,共享充电宝行业经过惨烈的厮杀,已形成“三电一兽”的竞争格局。除了街电、小电、怪兽充电以及来电外,其余品牌仅占有3.7%的市场份额。  任牧认为,目前的共享充电宝市场处于“一半红海一半蓝海”的阶段。一线城市的核心点位是红海市场。随着用户习惯的养成,还存在大量的增量用户,下沉市场也有空白市场,这些领域是蓝海市场。  此前,来电科技宣布2017年10月实现盈亏平衡,成为首家盈亏平衡的共享充电宝企业。街电方面表示,2018年全年街电实现规模化盈利,且首次实现年度盈利,营收和利润再创新高。  “如果把投入的设备按照摊销来计提,来电在2018年的营收情况非常不错。这个行业的现金流一定是非常好的。”任牧说。充电的租金是主要收入来源,除了充电收入,各企业也在探索其他增加收入方式,比如广告、流量分发。  任牧透露,“我们可以把线上的流量通过来点小券给用户派发商家的优惠信息,从而把用户向线下商家导流。一方面可以为商家提供价值,另一方面这样的尝试也具备变现的可能性”。  艾媒咨询指出,共享充电宝行业在2019年开始进入相对稳定而又快速变化的行业成熟期。在这一时期,行业自身的基础模式已经成熟,效能将进一步提升,同时各家企业也会探索全新的商业模式,实现更大价值的商业变现。价值变现对于领导者企业来说更为关键,但同时街电、小电科技、怪兽充电依然在争夺市场份额。  艾媒咨询认为,经历2017年底和2018年残酷的洗牌期和倒闭潮后,2019年被认为是行业发展的关键一年。由于目前市场本身头部三家企业都基本实现了盈利,因此行业相对进入一个发展比拼的关键时期。从长远来看,市场和行业都在不断的自我进化与更新换代中发展,未来三到五年都将是行业发展非常关键的时期。